关于压岁钱，有一个故事。传说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大年三十夜里出来，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也就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守祟”。
据说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防止“祟”来侵扰一直逗孩子玩，小孩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睡下以后，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在枕边。半夜里，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人正要用他的白手摸孩子的头，突然孩子枕边迸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于是这件事传扬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夜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这话一点不假。现在每当春节合家欢乐，就不由自主想起过年的一些童年趣事、高兴事，尽管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中缺吃少穿的，但儿时的我们却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心情。打记事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除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大鱼大肉，能有一身新衣裳穿之外，还有就是能得到几毛钱的压岁钱。
知道过年时长辈应该给晚辈压岁钱这回事，自己已经懵懵懂懂了，起初却并不知晓过年还有压岁钱一说。
我的童年岁月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因为家境贫穷，母亲把持家庭开支把持得“内紧外也紧”，我们哥儿仨很“知事”，晓得家中经济条件差，平时也就没有乱花钱的条件和习惯，就连过年时，也没有花钱的奢望，长辈也从不给孩子们零花钱。
后来，当我慢慢长大了，才有了压岁钱的记忆。
在我脑海里打下深刻烙印的记忆是我上小学时，那年的正月十五，我随一帮儿时玩伴去赶庙会，临行前母亲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来给我保管的两毛压岁钱，一路上紧紧攥着带着母亲体温的两毛钱甭提有多高兴，心里盘算着可以买花生、糖果，可以买一条小鞭炮，可以买两分钱一串的小糖人好几串，还可以买其它很多小玩艺。还想着这两毛钱可不能全花光了，总得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家给“望眼欲穿”的弟弟，在街上当我的消费欲“淋漓尽致”地释放之后，最后还是用“节余”的四分钱买了一包俗名叫“猫儿屎”的小吃货带回家。未等得及我走进家门，就看见弟弟跑了很长一段路提前迎接我，可把他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觉。
过年能够得到压岁钱，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一方面可以在玩伴面前炫耀自己的“富有”，另一方面还可以用它来买好看的铅笔、橡皮和心仪的“小人书”在同伴们面前“摆谱”一番了。记得那时，能赏我压岁钱的只有家境相对比较富裕的大姨娘。每年的正月初四，几乎是“雷打不动”，几年如一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到大姨娘家去拜年。脚还没有跨进姨娘家的大门，我和弟弟便一口一声“姨父姨娘拜年了”喊个不停，接着就是跪下来给姨父姨娘磕头，直把姨父姨娘乐得合不拢嘴，笑呵呵地连忙各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毛钱的压岁钱。我看后嫌两毛钱太少，嘴里还不停地“嘀嘀咕咕”，站在一旁的母亲脸上立刻“晴转阴”地瞪上我们一眼，直到姨娘“心慈手软”地再补上我们一份，我和弟弟才“善罢甘休”立刻散去与表哥们“打成一片”去了。
吃罢拜年饭，我们又随父母到舅舅家去拜年，照例要给舅舅、舅妈磕头讨压岁钱。当后脚刚跨进舅舅家的大门，就“噗通”一声跪下给舅舅、舅妈磕头。磕完头，就听到舅舅说“起来吧，乖孩子”。站起来后，手里却没有看见我盼望中的那两毛压岁钱。疑惑不解中我看见舅舅正和父亲母亲说着话，我怀疑是自己磕头少了舅舅故意戏弄我，于是又赶紧跪在地上大声说，“舅舅，给您磕头了！”边说边又给舅舅磕了个头。舅舅连忙摆手说，“不是刚磕过了吗？哦！你看我这记性，光顾着说话了，忘了给你们压岁钱了。”说着，舅舅快步走进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就多了一张崭新的两毛钱纸币。我知道自己的“小把戏”被大人们看穿了，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和弟弟拿上那两角钱飞也似的跑了出去。
事后我才从妈妈那里知道，舅舅、舅妈身体欠佳，加上家里孩子较多，家境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妈妈说：“你已经长大了，以后就别再向你舅舅要压岁钱了。”听了妈妈的话，我顿时觉得自己似乎真的长大了许多。（大唐石门发电公司 张传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