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电力系统的哲学思考

作者:廖高威 发布时间:2017-01-20   来源:中国电力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近30年的生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难地但是成功地实现认识上和实践上新的伟大觉醒的结果;是坚持创造性与连贯性有机结合,从而不断深化认识和把握规律,不断推进思想、理论、制度等各方面创新的结果。

  如上所言。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与此同时,钱学森老前辈也在讲:“对于灵感现在只知道它的存在,有关灵感的历史记录多得很,但都没有办法讲清楚它是什么,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研究。”

  毋庸置疑。经济需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综上所述。比如生态失衡问题,臭氧层破坏与酸雨危害而造成空气和水质污染;海洋活动与油船泄露而造成海洋和生物污染;工业化活动与人口增加和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绿色植被减少;可见,城市、水利、交通、科技活动的迅速发展,将会是致使大量物种遭受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针对20世纪70年代已知的全球矿物储量和消耗增长情况,对若干重要的非再生资源的使用年限进行过估算,结果表明,按指数指标,可见,煤炭资源可供使用的年限为11年,石油为20年,铁为93年,铬为95年,铝为31年,铜为21年,锌为18年,锰为46年,显然是指出资源危机问题。

  坦率地讲。实际上,在20世纪的工业经济,主要是建立在非再生资源基础上。当下,使利用廉价非再生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世界各国及企业花巨额经费研制新的替代原料,开采不易开采的资源等,势必加重社会的经济负担。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人们发明能够替代劳动力的机械和机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无一不是社会需要所拉动的结果。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方法,授予人们知识的力量则是驱动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可以看出,工业革命的背景与电气革命的灯光是紧密相联,是相互配合的、是共同作用的效果,反之亦然。如果说,在我们国内,人们一但脱开了“电气革命与电力经济”而独唱运作,一边在追求什么工业革命的创新概念,且用“经济语言”来迷导人们,还暗暗自喜;另一边也在讲究什么智能网时代的来临,并高高在上地美其名曰,是另辟蹊径。我们不妨诗情画意地想象一下,这不是两个“盲人”之间在讲灯光世界的五颜六色,有意思吗?可想而知,既要求农网改造与基础设施的融合,又要实现社会效益的价值最大化,如何才能够可以两全其美,实在是有苦难言。长期以来,在不断总结,且深入研究,如履薄冰。换言之,所谓“智能电网”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在技术范畴的电网术语而已,不应该拿来作为纯粹商业炒作的词汇。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新时期一些新的矛盾暴露出来了,要如何研究新情况?又如何确立新思路?该怎样解决新问题?

  二、电改的历程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主要解决电力供应严重短缺问题。推行“集资办电”,解决电力建设资金不足问题。电力部提出利用部门与地方及部门与部门联合办电、集资办电、利用外资办电等办法来解决电力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且对集资新建的电力项目按还本付息的原则核定电价水平,打破了单一的电价模式,培育了按照市场规律定价的机制。

  第二阶段:1987年至2002年,主要解决政企合一问题。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20字方针以及“因地因网制宜”的电力改革与发展方针。将电力联合公司改组为电力集团公司,组建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其中在1997年1月16日,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大型国有公司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此后,随着原电力工业部撤销,其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分别被移交至国家经贸委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工业彻底地实现了在中央层面的政企分开。

  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厂网分开与电力市场初步发育阶段。2002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电改五号文),提出了“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的16字方针并规划了改革路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督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根据该方案,电力管理体制、厂网分开、电价机制等一系列改革开始推进。

  但是,后来国内外经济与电力供需形势出现较大变化,改革环境风险加大,利益纷争加剧,意见分歧较多,致使电力改革裹足不前,与国际趋势偏离渐甚,未能实现改革初衷。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5%,电荒苗头开始显现,发电企业竞价上网动力明显不足;

  另外,在2003年8月14日的美加大停电事故、后续的英国伦敦与欧洲电网等多起大停电事件。

  2008年国内南方冰冻灾害后的大停电事故,以及国外电力改革后出现的市场操纵与电价上涨等负面效应加大了国内对电改引发通胀预期和不稳定因素的担忧,使得改革重心向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偏移。

  近年来,国际低碳转型趋势以及国内能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促使我国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营的依赖性提高,市场化改革态度则较为保守,改革步伐放缓。然而,经济改革不应随着个人意志而转移,而是要符合一国国情与经济发展规律。自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国电力产业供应能力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电价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如发电环节实行了发电上网标杆电价,部分省份对输配环节差价进行了初步核定,销售环节相继出台了差别电价、居民阶梯电价与惩罚性电价政策等。然而,电力市场改革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如电力交易机制还很薄弱,市场定价机制尚未有效形成,某些业务领域的行政性垄断依然过强,管制制度与管制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企业产权制度单一、内部人控制甚至腐败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产业组织间的利益博弈与矛盾突出,节能高效环保机组不能被完全有效利用,弃水、弃风与弃光现象突出。此外,现行政府管制电价政策不灵活,电价调整滞后于市场供需形势与能源成本变化,不能合理地反映用电成本与资源价格,缺乏对供需机制、竞争机制与外部性的有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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