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杨爱伦
雪灾过后的各方面总结陆续展开。关于雪灾中凸现的电煤供应短缺问题，一些评论认为其反映了“煤电未联动”的窘境。在雪灾之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五大电力集团就已经三番五次地提出要求启动煤电联动。在政府不愿意放开对电力价格限制的前提下，煤电联动被看成帮助电力企业缓解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的途径。为此，本报特约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茅于轼，就中国煤电体制的问题及应对方案进行了交流。
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21世纪》：今年雪灾导致的电荒，暴露出了很多煤电领域的问题。可以说恶劣的天气是个导火线，而其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煤电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茅于轼：确实如此，“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当然雪灾的影响也很大。
《21世纪》：为解决电煤供应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自2005年开始推动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电厂可根据煤价的上涨情况，适当上浮电价，这是解决矛盾的出路吗？
茅于轼：煤电联动不会是出路，煤炭的价格应该根据煤炭市场的供需来定，电价应该根据电力市场的供需来定，原本是两个市场，怎么联动？
如果忽视电力市场的供需信号，不把上网电价放开，就会导致社会经济效率低下。即使在雪灾发生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电力过剩时，电价不能降，导致大量电力的浪费。而前几年电力紧缺时，电价又不允许升，结果只能采取拉闸限电的办法，这对生产企业的损害相当大。
惟一的出路是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放开对上网电价的限制。在电力的发、输、配、售四个环节，后三个环节是电网垄断的，但是我们在发电环节完全可以借鉴外国电力行业运作经验，建立交易市场。
煤炭价格机制需进一步理顺
《21世纪》：目前煤炭的价格机制合理吗？
茅于轼：煤炭市场的价格体制也有待进一步理顺。国有大煤矿缺乏效率，小煤矿占整个煤炭市场的40%，他们的参与降低了煤炭的价格。当然，需要更好地管理小煤矿的运行，尤其是在安全和环保两方面。但是简单的关停小煤矿的政策只能降低煤炭行业的效率。
此外，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煤炭成本的外部性。目前的煤炭价格是没有把对环境、社会和居民健康等方面的成本计算在内的。长此以往，对于调整能源结构、提倡节能环保、发展可再生能源等都是很不利的。
《21世纪》：煤炭是中国发展的能源之本，中国70%的能源来自煤炭。推进煤炭价格改革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茅于轼：资源价格上升是会对经济有冲击的。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煤炭虽然是我们的能源基础，但它也是一种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煤炭的价格上升对于调整能源使用的积极意义。这样大家就会有更多的积极性来节约能源。此外，替代能源的发展也是很有潜力的。我个人很看好风电，它的在价格竞争力也已经逐渐开始显现。
《21世纪》：最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尽量避免煤电价格体制改革对于社会造成的压力？
茅于轼：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钱的过剩导致钱不值钱，这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治理。煤炭价格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引起的，而是价格结构在发生变化。这就不是现在的价格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的问题，而是现在的价格是不是正确，这只有根据市场供需来调节。
物价上涨是会对农民和低收入人群造成压力，这个可以通过调控CPI水平，提高生活保障线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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