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成后起之秀 亟需走出“邻避效应”困局

发布时间:2016-12-12   来源:中国环保在线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面对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垃圾围城”的现实,填埋处理等手段早已不堪重负,垃圾处理设施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行现象。垃圾焚烧属于“无害化”环节,是垃圾最末端的处理方式之一,似乎昭示着中国垃圾末端处理的未来。

  垃圾焚烧成后起之秀 亟需走出“邻避效应”困局  

  垃圾焚烧发电,似乎昭示着中国垃圾末端处理的未来。2010年以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每年约30座的速度增长。如今,全国已有垃圾焚烧发电厂约250座。日前,住建部联合四部委发布《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50%以上。  

  然而,针对垃圾焚烧的争议仍不绝于耳,多地相关项目遭遇民意反对。一边是生活垃圾与日俱增的严峻现实,一边是现行垃圾焚烧方式隐藏的风险。政策与民意、标准与实践的冲突与碰撞,凸显出垃圾焚烧的沟通与监管之困。  

  前世今生  

  按照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要求,垃圾焚烧属于“无害化”环节,是垃圾最末端的处理方式之一。在中国,除了垃圾焚烧外,主要的垃圾末端处理方式还有卫生填埋和垃圾堆肥。  

  据中国城市建设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介绍,卫生填埋占地大、选址困难,容易散发异味,造成严重的土壤和水污染。垃圾堆肥则主要针对有机物,在目前的垃圾处理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后起之秀的垃圾焚烧,在中国已有近30年的发展史。  

  1988年,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烧厂点火运行。2000年前后,出于环保需求,中国开始关停小火电厂,相当一部分小火电厂借机改建为垃圾焚烧厂。按徐海云的说法,“黑天鹅”虽然变成了“白天鹅”,但技术差、污染重等问题依然存在。直到2005年以后,上海、宁波等城市引进国外先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垃圾焚烧才开始走上合规运营与清洁焚烧的轨道。  

  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其垃圾体量之巨难以想象。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面对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垃圾围城”的现实,填埋处理等手段早已不堪重负,垃圾处理设施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行现象。  

  垃圾焚烧凭借自己的优势,成为解决垃圾问题的首要选择。《意见》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具有占地较省、减量效果明显、余热可以利用等特点,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以日本东京为例,东京23个区建了25座垃圾焚烧厂,且都在市区;巴黎在市中心相当于北京西单的位置建了垃圾焚烧厂。在日韩和欧美,垃圾焚烧基本被认作是在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的垃圾末端处理技术。在人口密集的日韩,垃圾焚烧更是走上了主流的位置。  

  污染争议  

  目前,垃圾焚烧引发争议的威胁物有3种:二恶英、飞灰和渗沥液。按照多位专家观点,垃圾的清洁焚烧,技术上没有问题。  

  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研究中国垃圾问题30年。他说,二恶英其实是一组物质,只有含氯的高分子材料,如胶皮、塑料在320-850摄氏度之间燃烧才会产生。但现在的焚烧炉一起炉,就会在几秒钟之内达到850摄氏度,起炉之后半年不停昼夜地烧。停炉也要求在3秒钟之内降到320摄氏度以下。“这一起一降,排放的二恶英是极微小的。”王维平说,“比吃羊肉串和抽烟还少。”  

  实际上,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是烟气净化。王维平说,10亿元的投资,6亿元都用在烟气净化上。二恶英之外,其他排放物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都靠烟气净化设备进行严格控制。以二恶英的排放标准为例,我国采用与欧美一致的最严苛标准。  

  对于飞灰,徐海云和王维平都指出,环保部门将飞灰定义为“危险废弃物”,有可商榷的余地。王维平说,曾有实验将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做成砖,放到水里。每周检测水,持续3年,发现水质并不会发生变化。王维平认为,飞灰一旦经水泥螯化,不会传导污染。但在目前,飞灰是许多环保组织检测的对象,这也使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恐惧加深。  

  渗沥液,其实是高浓度有机废水,一般污水厂处理不了,但渗透膜反渗透膜技术可将其处理至可饮用的水平。  

  不过,在实践中,对垃圾焚烧的质疑仍存。民间环保人士黄小山认为,垃圾焚烧并不是原生垃圾拿来就烧,而是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之上,将生活垃圾的可燃物入炉燃烧。而在中国,大多数生活垃圾入炉前没有经过严格分类和预处理。因此,垃圾含水量大,难以保证燃烧炉内的温度始终高于850度,有机物中的氯为二恶英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监管之难  

  2009年,北京昌平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遭到附近居民反对,北京市政府组织专家和市民到日本考察。作为居民代表,黄小山也去了。从日本回来,他对垃圾焚烧有了新的认识,辞去原来的律师职务,成为了一名“专业”环保人士。  

  王维平是当年与黄小山同行的专家之一。作为“主烧派”专家,在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经收到过包着子弹的信封和带菜刀的包裹。但王维平始终站在支持垃圾焚烧的一线。  

  “大多数人不了解垃圾焚烧技术。”王维平说,希望政府和百姓更多地沟通,并形成合理的监管制度。“监管缺位会产生污染,失信于民的后果是无法沟通。”  

  今年1月1日,《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开始全面实施。12月12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和零废弃联盟3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调研报告,对全国各省市企业自行监测平台垃圾焚烧厂达新标情况进行排查。报告显示,18个省份的76个垃圾焚烧厂中,仅有少数垃圾焚烧厂在监测中采用新标准,共29座焚烧厂超出新标准。  

  垃圾焚烧厂近年来成为国内企业投资的热点。一方面,垃圾焚烧厂一旦建成,会快速形成地区垄断;另一方面,政府支付垃圾处理费基本保证了资金来源。再加上发电所得收入,对企业来说,垃圾焚烧是确保高回报的项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垃圾处理的价格不断被压低。根据徐海云的长期观察,不少企业为了提高利润,不用或者少用烟气净化耗材、以次充好等情况大量存在。  

  王维平说,我国虽然有污染排放控制标准,但缺少每个环节的具体标准,总的出口标准难以保障。目前,更精细和切合实际的标准,正在酝酿之中。  

  支持垃圾焚烧厂建设,却不愿垃圾厂建在自家门口,要化解这样的“邻避效应”,应该以监管保证安全运营与健康环境。《意见》也提出了垃圾焚烧事业发展的理想方向:“因地制宜配套绿化、体育和休闲设施,实施优惠供水、供热、供电服务,安排群众就近就业……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享发展。”

      关键词: 垃圾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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